央广网财经北京4月28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《央广财经评论》报道，一项“中国储蓄率世界第一”的数据再次引发社会关注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最新发表的观点说，中国最近几年储蓄率在50%左右，位居世界第一，但居民储蓄率只有20%左右。储蓄高主要表现在政府和企业，而不是居民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高储蓄率源于中国百姓爱存钱的习俗，殊不知有很大一部分储蓄政府和企业的行为。

　　吴敬琏说，一般国家都以居民储蓄为首，然后是企业储蓄、政府储蓄，而中国的储蓄结构却刚好相反。统计显示，从1992年到2012年，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%升到了59%，其中，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翻了一番，但居民储蓄率却没有变，1992年的时候是20%，2012年依然是20%。

　　有专家指出，企业储蓄率高暴露出在一次收入分配中，企业回报多，劳动者回报少的痼疾，这种现象致使消费不振，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。所以，把更多的政府和企业收入转化为普通居民的“收入”成为当务之急。

　　中国的高储蓄率世界闻名。我们来任意列举一组数据：去年9月，我国居民储蓄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，人均储蓄超过3万元，中国成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。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的高储蓄率？

　　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指出，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有两个原因：第一个原因是金融抑制，这是在宏观层面上。这种金融抑制会导致居民被迫的储蓄，所谓被迫储蓄就是，在消费市场上居民不一定能买着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所以被迫存钱。这种情况在90年代的前期还存在，从90年代后期开始，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。另外一个导致居民被迫储蓄的问题是，居民想要做投资但不一定有渠道，这也造成居民大量的钱用来储蓄。

　　第二个导致中国高储蓄的问题是储蓄效率，居民有很多的钱需要储蓄，是为了以后的养老或者医疗等需求，这些储蓄如果由公共机构来储蓄的话，效率会更高，个人储蓄的效率就会更低，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居民自己来缴费甚至靠自己的储蓄来解决，这种效率的降低也导致居民对储蓄的需求提高了。

　　再来看看从1992年到2012年这20年时间，中国国民储蓄结构的变化。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%升到了59%，国民储蓄三部分中，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翻了一番，其中，政府储蓄率从4.4%升到了9%左右；企业储蓄率也翻番，其中主要是国企储蓄；但居民储蓄率却没有变，1992年的时候是20%，2012年依然是20%。从这一组数据的变化和不变中，我们能读出哪些信息？

　　吴庆表示，这和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很有关系。在1992年之前，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政府政策的目标是在加大居民的消费，这种政策一直维持到90年代初期。到了9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政府发现自己调控经济的能力在下降，因为自己掌握的财力很低，所以从90年代初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开始，就要增加税收在国民体系当中占的比例，同时也增加中央政府在整个需求当中占的比例，所以1992年以后我们政府的财力在增加，政府的储蓄明显增大。

　　另一个方面，也跟我们的增长方式相关。特别是在90年代后期以及新世纪(20.86, -0.04, -0.19%)以来，我们的国有企业和政府在投资当中的角色变的越来越重要，占的比例越来越高，所以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手里掌握的财力就越来越大，所以它们的储蓄规模也翻了一番。

　　大家关注储蓄率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看到国外的储蓄率很低，而且人家的经济又比中国发达。大家把钱都存起来的话不利于消费业，不利于投资，应该怎么解决？

　　吴庆认为如果单看储蓄率的数字的话，美国会羡慕中国，中国也羡慕美国。其实这个数字反映的信息量是有限的，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数字的背后。

　　吴庆表示，我们有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，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：第一，我们的金融体系要更加发达。美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体系，而中国的金融体系现在还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，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一方面。第二，我们的养老体制、医疗体制以及工伤等等，我们的收费保障要建立的更好一些，提高我们储蓄的效率，这样老百姓就敢于少储蓄一些钱。另外，在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方面，我们应该更加倾向于劳动性的、工资性的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要提高，资本性的收入的占比要降低。市场正在推动这个变化发展，很多地方的工资水平是在走高的，这是市场发挥作用的结果。

　　吴庆认为，我们有应对现在这种高储蓄率的做法，中国还需要做大量的投资，这种高储蓄率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投资力，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还可以维持比较高的投资速度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但另一方面，从长期来讲，这样高的储蓄率肯定是不可以维持的，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要靠提高居民的消费比例。